答疑 | 关于冬季跑步训练

佛教中国化的过程，一方面是外来宗教思维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，另方面又是中国传统思维影响外来宗教文化的过程。

仁是一种境界，在这种境界里，没有主客之分、物我之别，人与万物浑然一体，这是人的真正的自觉。作为体验方法的静，并不是绝对静止，而是静中有动，动中有静，其主要内容则是无欲。

有人说，老子善于冷眼旁观，其实，老子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并不是或主要不是冷眼旁观，他是要把自己摆进去，在自我体验中实现所谓静观。《公孟篇》记载墨子问儒者何故为乐？回答是乐以为乐。这个原则的根本点，是人与万物和谐一致而不发生矛盾和冲突，它不是通过什么概念体系或公理原则来控制自然界，而是通过人的情感体验和意向活动与自然界合一。由于情感活动变化无常，没有固定规则可循，因而只能在音乐教化中进行体验和调节。自谨独而精之，以至于应物之处，无少差谬，而无适不然，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。

这样的心，正因为没有主客内外之分，所以出入无时，没有时间的限制。从一定意义上说，老子提倡一种否定性思维，通过对知识的否定，排除对象性知识，以此实现对于道的直接体认。阴阳不和，系政事之所致。

宋徽宗崇宁二年（1103），言者论其（程颐）本因奸党论荐得官，虽尝明正罪罚，而叙复过优，今复著书，非毁朝政，于是有旨追毁出身以来文字，其所著书，令监司觉察。应该说，利群即民本主义是儒家更根本的价值观，道德（以及政治制度）并非本诸一成而不变的天理或本心，而是随着社会历史或生活世界的变化而变化的。另一方面，二程把王安石新学视为超过释氏之害的大患。[4]此中之原因，亦如余先生所说：理学家虽然以政治主体的‘共治者自待，但毕竟仍旧接受了‘君以制命为职的大原则。

他说：天下国家之大务，莫大于恤民，而恤民之实在省赋，省赋之实在治军。哲宗对此劝阻不悦（《程氏遗书》附录《伊川先生年谱》）。

[6] 梁启超：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64页。庆元六年（1200）朱熹于落寞中病逝。梁启超说：道德之立，所以利群也，德也者，非一成而不变者也（《新民说·论公德》）。孟子继承发扬了这一思想，他提出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（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）。

然而，君心之非构成了道学家外王理想的最大障碍。余先生说：‘这符不在自家手里是权力世界的典型语言……‘行道的发动权力在皇帝而不在士大夫，朱熹晚年对此已有深切的体会。程颐在涪州编管期间作成经学和理学的名著《伊川易传》。……自知极于明，信道极于笃，任贤勿贰，去邪无疑，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后已也。

若君心正，则君正莫不正，一正君而国定矣（同上）。而天立王，以为民也，见《春秋繁露·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》），并且欲以阴阳灾异来格（正）君心之非。

程颐被放归田里，绍圣四年（1097）辅臣因历数元祐言者过当，而哲宗更怒颐为甚，遂诏放归田里人程颐送涪州编管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四九三）。……今陛下嗣位之初，比年阴沴，圣心警畏，下明诏以求政之阙，诚圣明之为也。

程颐又引《尚书》所谓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，认为固本之道，在于安民。我认为，这是符合儒学的实际的。晚清的张之洞曾强调：圣人所以为圣人，中国所以为中国就在于三纲，董子（仲舒）所谓‘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之义本之，故知君臣之纲，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（《劝学篇·明纲》）。程颢曾经说：先王之世，以道治天下心灵境界的实现，主要靠心之用，这是朱熹所特别强调的。在朱熹看来，宇宙以生生为德，人作为宇宙生生之德的实现者，以仁民爱物为其德，这是一以贯之的事情。

但是从形而上的层面看，完全可以说，心即性，心即理，这一点朱熹虽然经常说，但人们却常常忽视了。朱熹发展了孟子的心理情感学说，在心理情感之上，提出一个心本体，同宇宙本体合而为一，使他的心灵境界说有了形而上的根据，也标志着儒家人学形上学的完成。

这就是朱熹把心体说成未发的原因所在。[1] 朱熹：《大学或问》卷二。

[22]明德不只是湛然灵明之心，而且是粲然光明之德，即浑然一理的本体境界。……有以理之实而言者，……有以心之实而言者。

应当承认，朱熹哲学确有表述不明确和自相矛盾之处，特别是对心的感性方面和个体方面没有给予足够重视，反而有轻视个体意识的严重倾向。新儒家（即理学家）完成了人学形上学，把仁说成是万物一体、浑然与物同体的本体境界，其间虽有分殊，但万物一体之仁的理想境界确具超伦理的意义。[11] 可见，心有体用而以体用分性情，这是朱熹心灵哲学的重要内容。[32] 这是所有理学家所追求的共同目标。

如果离心而言理，所谓理也就失去了它的根本意义。[23] 朱熹：《中庸章句》。

要真正实现出来，还要靠心灵的自觉，如果没有自觉，只能说具有实现境界的潜在可能性，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境界。在朱熹看来，心之体用，既可以合说，亦可以分说。

人有向善的目的，这是内在的自我需要，被说成是一种本体存在，这是继善成性之事。[14] 朱熹：《孟子或问》卷上。

心体与心用虽有形上形下之分，但又不是分别存在的，它是一个心，不是两个心，这就是心之所以不能等同于气的原因所在，也是心之所以神妙不测的原因所在。从形而下的层面看，自然可以说，性属理，心属气，而且他本人经常这样说，因此人们也就产生了误解。[10] 朱熹：《朱子语类》卷五。通过本体体验，实现本体境界，即未发气象，这是全部理学，也是朱熹哲学的根本特点。

因此，诚不是与心相对而言，更不是离心而言。明又有照的意义，自明而诚是由明善进到诚的境界，最终是自明其善、自成其诚的自我超越。

明道教人静坐，李先生（延平）教人静坐，看来须是静坐，始能收敛。天地以生物为心，而所生之物，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，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。

[30] 仁的境界就在自己的心灵之中，而一旦实现出来，则能使天下皆善，天下皆仁。[7] 朱熹：《孟子或问》卷上。